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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黑客帝國》里年輕的尼奧第一次面臨紅藍小藥丸的難題，是面對殘酷的真相還是自我欺騙換來的美好假象，全憑自己選擇。

而在此之前，波蘭科幻作家萊姆（Stanis?aw Herman Lem）在他1971年的小說《未來學(xué)大會》（Kongres Futurologiczny）中早已有類似的設(shè)定。

萊姆不僅是個科幻大拿，也是精于諷刺藝術(shù)的一把好手。小說中對于未來烏托邦式假象的細致刻畫可說“繁榮”，而對孱弱人性的刻畫則入木三分。天馬行空的設(shè)想與跳脫的語言藝術(shù)放在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來看，仍舊讓人口舌生津。

而相比于原著，2013年上映的同名改編電影雖在敘事上有所偏差，但仍共享著原作的設(shè)定背景與貫穿始終的存在主義焦慮。少了幾分荒誕，卻也增添了一縷奇幻色彩。羅賓·懷特（Robin Wright）在片中的演技幾乎要滿溢出屏幕，后半段的動畫篇章更是不可多得。

《未來學(xué)大會》劇照。 ? STUDIOCANAL ALL RIGHTS RESERVED

基于萊姆作品的改編其實有另一部更為有名，就是塔可夫斯基執(zhí)導(dǎo)的《索拉里斯星》（Солярис，又譯作《飛向太空》），在此不多展開。

《沙丘》

——弗蘭克·赫伯特（（Franklin Patrick Herbert, Jr.）

同為科幻小說改編，維倫紐瓦最近幾年的兩部《沙丘》在知名度上無疑超越《未來學(xué)大會》，但在這里要聊的，則是大衛(wèi)·林奇在1984年拍攝的版本。

1965年，小說《沙丘》在被20多家出版社拒絕之后，終于由Chilton Books（一家以汽車維修手冊聞名的印刷廠）出版，次年便斬獲星云、雨果雙料大獎，被視為最具影響力的科幻作品之一。

然而《沙丘》的影視化卻一波三折。《猩球崛起》的導(dǎo)演雅各布斯、《圣山》的導(dǎo)演佐杜洛夫斯基、《異形》的導(dǎo)演雷德利·斯科特都先后都曾嘗試改編《沙丘》，但全都無疾而終。直到大衛(wèi)·林奇接過衣缽。

林奇拍《沙丘》時，搭了16個攝影棚、80個布景，動用了1700名工作人員與20000多名群演，主演是日后在《雙峰》中一戰(zhàn)成名的凱爾·麥克拉克倫（Kyle MacLachlan），配樂則有布萊恩·伊諾（Brian Eno）鼎力加盟，放到今天來看也是大制作。

《沙丘》劇照。? filmthreat

然而這部電影所收獲的卻多是差評?！耙淮坞y以理解、丑陋、無組織、毫無意義的旅行”、“年度最糟糕的電影”……制作花了4000萬美元，票房收入?yún)s只有3000萬出頭。

評價與票房的雙重失敗使得導(dǎo)演本人也不愿意討論這部電影，稱自己“消除了關(guān)于那段時間的記憶”。

至于為什么會失敗，一方面是原著的龐大架構(gòu)與大信息量本身就對改編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林奇原本對電影的剪輯后時長預(yù)期是近三個小時，資方卻決定采用標準的兩小時剪輯。而為縮減時長，后期又無奈補拍了簡化的新場景來代替原來較長的篇幅，大量的畫外音與旁白代替了原有鏡頭，影片則被剪得支離破碎。

后來的電視版雖然也有三小時時長，但仍是用概念藝術(shù)照來交代場景。林奇則干脆在電視版的導(dǎo)演欄署上了假名“艾倫·史密西（Alan Smithee）”。

這是美國導(dǎo)演協(xié)會當時的騷操作，在導(dǎo)演中途離職或?qū)﹄娪安粷M時，就會用這個假名代替自己的真實姓名。這一假名在2000被正式停用。

但其實，對林奇版《沙丘》的積極評價也并不罕見。“作為商業(yè)企業(yè)失敗了，但仍然成功地捕捉和提煉了原著中最晦澀的重要內(nèi)容”、“大衛(wèi)·林奇的超現(xiàn)實天賦給它帶來了一些趣味”……原著作者赫伯特則在去世之前表示，他對林奇的《沙丘》非常滿意。

究竟是好是壞，只能自己去看了。

《1984》

——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

“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現(xiàn)在，誰掌握現(xiàn)在誰就掌握未來。”

與《沙丘》同在1984年上映的電影《1984》，根據(jù)喬治·奧維爾的著名反烏托邦小說《1984》改編。影片則拍攝于1984年4-6月的倫敦及其周邊地區(qū)，這也是小說里的背景時空。

這顯然是有意為之的，據(jù)說為了能在當年上映，劇組還曾頻繁趕進度。他們希望讓《1984》留在1984的當下，正如奧威爾從未說過他在書中所描寫的是未來。

影片中老戲骨約翰·赫特（John Hurt）飾演的男主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骨瘦如柴，纖細的脖頸頂著布滿皺紋的疲倦臉龐，表情沉默而真誠，簡直就是完美的史密斯。

此外本片還是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在片中飾演奧勃良一角）的最后一部電影，他曾在1963年的《埃及艷后》中飾演安東尼。

《1984》劇照。? watershed

雖拍攝于40年前，但影片完美再現(xiàn)了原著中所描寫的時代，洗腦影像循環(huán)播放，謊言與審問令人麻木，老大哥的凝視則無處不在。而為了呈現(xiàn)特殊的清冷視覺效果，導(dǎo)演曾想用黑白的方式呈現(xiàn)整部電影，卻遭到了資方反對。

最后，他們使用了一種名為”Bleach bypass“的特殊處理技術(shù)，形成了看上去有點褪色的特殊效果。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是這項技術(shù)的推廣者。特殊的視覺效果受到了不少導(dǎo)演的青睞，同樣采用這項技術(shù)的電影包括且不限于《拯救大兵瑞恩》、《搏擊俱樂部》、《少數(shù)派報告》。

《摩托日記》

——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當時，我們并沒有預(yù)料到旅行途中的困難之艱巨，我們目力所及只有前方道路上的沙塵。

一個23歲的醫(yī)學(xué)生棄醫(yī)從戎，最終成為上世紀后半葉最著名的理想主義革命家，以及被廣泛印在T恤、海報、搪瓷杯上的流行文化符號。切·格瓦拉的回憶錄《摩托日記》所講述的便是這段歷史的開篇故事。

1952年，格瓦拉與好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fā)，用9個月的時間探索南美洲土地。一路所見赤貧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讓這趟以游玩冒險為發(fā)心的旅程逐漸變得嚴肅。

人類的苦難、社會的不公、生活的意義……就像很多旅程之于旅行者一樣，這趟摩托車之旅讓格瓦拉開始思考那些廣泛而深刻的命題。

影片拍攝于2014年，馬丘比丘的美攝人心魄，阿塔卡馬沙漠看不到盡頭。既是一部人物傳記片，又是一部公路電影。

順道說一句，片中飾演格拉納多的演員，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格瓦拉的遠房表弟。

《失明癥漫記》

——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即使災(zāi)難降臨在所有人頭上，總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span>

《失明癥漫記》是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何塞·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在1995年出版的小說，講述了一種會讓人失明的傳染病在社會中流行、人性與文明遭受諸多考驗的反烏托邦式寓言。

改編版電影《盲流感》則由曾執(zhí)導(dǎo)《上帝之城》的費爾南多·梅里爾斯（Fernando Meirelles）擔(dān)任導(dǎo)演。在漫威電影中飾演綠巨人的美國演員馬克·魯法洛（Mark Ruffalo）則在本片中搖身一變成了名醫(yī)生。

薩爾瓦戈的文字是魔幻且具有實驗性的，有時長達數(shù)頁的篇章卻沒有一個標點符號。本書中的所有人物則都沒有名字，只有故事。正如1998年薩拉馬戈的諾獎頒獎詞所說的那樣：“薩拉馬戈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諷所維系的寓言，持續(xù)不斷地觸動我們。”

“失明”則是對人性再明顯不過的一個隱喻：偏見、自私、暴力和故意冷漠。歷史從未間斷過對文明的消解，而“肉眼上的失明，代之以靈性的視域，足以補償”。

作為生活在葡萄牙的一位少見的無神論者，薩爾瓦戈始終以清醒的筆觸書寫光明。

《白癡》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iy）

不知道為什么，大家還認為我是白癡，我的確生過病，病中像是個白癡。但是現(xiàn)在我既然明白人家把我當作白癡，我還算什么白癡呢？

《白癡》的故事基于這樣一個設(shè)想：一個積極、善良、完美的人將如何應(yīng)對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又將如何回應(yīng)他？在連載這部小說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坦言自己就和角色一樣，對于未來將會發(fā)生的時候毫不知情。創(chuàng)作是即興的，時間是開放的。

基于《白癡》的改編影視作品有很多。塔可夫斯基也曾嘗試改編可惜未能順遂。但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黑澤明執(zhí)導(dǎo)的1951年版。

故事發(fā)生地被從十一月清冷的圣彼得堡搬到了同樣寒冷的北海道，男主是剛演完《羅生門》的三船敏郎，女主則由日后飾演《東京物語》中紀子一角的原節(jié)子擔(dān)任。

從《亂》到《蜘蛛巢城》，將世界名著影像化、本土化，一直是黑澤明的拿手好戲。

不過，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版本并非最初版。最忠于原著的265分鐘版本原本打算分成兩部分發(fā)行，卻在一次反響不佳的試映后遭到發(fā)行方的腰斬式剪輯，最后只剩下166分鐘。

對于發(fā)行方的如此操作，黑澤明抱怨“這樣子搞，干脆剪成縱向的好了”。他也曾試圖找尋原來的版本，可惜一無所獲。因此最原始的版本至今下落不明。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么，因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

去年以94歲高齡仙逝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我國的高知名度，可算是個文化奇跡。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最初由韓少功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翻譯成中文，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讀者。

在1988年的改編電影《布拉格之戀》中，昆德拉也作為顧問參與到了影片制作當中，比如男主托馬斯在妻子特麗莎入睡時在她耳邊輕語的那段詩，就是他為電影特別創(chuàng)作的。

但另一方面，昆德拉在2006年發(fā)行的該書捷克語版的注釋中明確說，電影跟小說的精神或其中人物沒有關(guān)系。且在這次經(jīng)歷之后不會再允許任何對他本人作品的改編創(chuàng)作。

不過即便如此，本片仍被評為美國十佳影片之一，并在次年被奧斯卡提名最佳攝影與最佳改編劇本。

從某種程度上說，小說與電影似乎存在天生的矛盾性。前者通過白紙黑字激發(fā)想象，幾乎有著無限的自由度；后者則通過聲畫效果來具體化想象，提供最直接的視聽刺激。

而基于小說改編電影，是在以影像作為敘述形式來傳達文本信息，不僅要作為電影接受審視，又要與原作及讀者對話，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話還得說回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人責(zé)怪一部改編電影是爛片的理由，是原著本身就不太行。

開卷有益這句話，在不管什么時間什么地方終歸都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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