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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8年7月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47年起就讀于中央大學物理系，1952年畢業(yè)。1952年8月至1958年4月在南京工學院擔任助教、講師。1958年考入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師從張宗燧先生。1961年研究生畢業(yè)，成為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65年至1966年參與“層子模型”研究，獲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0 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1988年至2003年當選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粒子物理理論和量子場論的研究，已在國際和國內(nèi)主要期刊上發(fā)表論文120余篇，著有《相互作用的規(guī)范理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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羸弱多病，坎坷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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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戴氏曾居于常德柳葉湖畔，東臨洞庭湖，西依武陵山，風景秀美，碧波浩淼。戴氏自明朝起乃官宦之家，數(shù)百年間始終是當?shù)氐拿T望族。戴元本祖父戴德誠曾參與湖南維新運動，管理南學會，擔任《湘報》撰述。叔祖父戴展誠是清末進士，參與“公車上書”，留學日本，后擔任湖南全省師范學堂（今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的監(jiān)督。父親戴修駿留學法國，在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經(jīng)濟、政治、法律，獲博士學位，曾在巴黎和會期間阻止北洋政府簽字，回國之后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國民政府首屆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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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1928年7月生于江蘇南京，家中兄弟五人，排行老二。戴元本的幼年時光始終處于戰(zhàn)火紛飛、硝煙彌漫之中，因而跟隨家人輾轉(zhuǎn)遷移、四處逃難，直到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的第二年他們一家才重返南京。在此期間，除了有段時間在昆明生活，其他時間他們都住在小城鎮(zhèn)里，甚至是落難鄉(xiāng)間。因躲避戰(zhàn)火，無法連續(xù)在校學習，再加上他從小身體羸弱、多次生病，導(dǎo)致他中小學的學習支離破碎、七零八落。在上大學之前，戴元本休學四年，跳了三個年級，所以上大學仍然比正常年齡晚了一年，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已實為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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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從小喜愛閱讀、興趣廣泛，尤其喜愛詩文和歷史。雖然幼年顛沛流離，但是他始終與書為伴。1938年，他在貴陽時經(jīng)常到住宿旅館旁邊的一個圖書館看書，諸如《三國演義》《封神榜》《西游記》等。1939年，他在路南縣（今昆明市石林縣）時也基本沒有上學，但開始一知半解地閱讀《論語》，從頭到尾看得十分仔細，“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等句子始終銘記于心。1942年，他剛到重慶便因病休學，后來在青木關(guān)“戰(zhàn)區(qū)來渝學生進修班”學習了一個學期后再次生病休學，陪伴他度過這段日子的是父親給他借來的書籍。當時抗戰(zhàn)期間科普方面的書是很少的，父親借來的書都是古典詩文，如周密的《齊東野語》、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和杜甫的《杜詩鏡銓》。戴元本非常喜歡詩詞，將《杜詩鏡銓》翻閱了多遍，后來又對宋詞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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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戴元本隨家人回到南京，先后就讀于南京臨時二中、中央大學附屬中學。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讀到我國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任鴻雋寫的科普讀物。書中涉及到廣義相對論的內(nèi)容讓戴元本感到興趣盎然，他為此求教于高中物理老師，然而當時國內(nèi)科學發(fā)展狀況，高中教師是難以回答關(guān)于廣義相對論問題的，這更加激起了年輕的戴元本心中的勁頭，決心從此以后要專攻物理學，潛心做一個物理學研究者。1947年7月，戴元本被中央大學附屬中學保送至中央大學，并選擇了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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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中科院，師從張宗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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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由于當時南京局勢惡化，還未完全適應(yīng)大學生活的戴元本跟隨父親前往上海，學業(yè)再次中斷。這段時間雖未能聽課學習，但是戴元本已經(jīng)開始自己研讀物理學著作。一年之后，戴元本回到校園，此時的中央大學已更名為南京大學，他很快適應(yīng)了大學的學習生活，由于基礎(chǔ)牢固又刻苦勤奮，學習成績突飛猛進。然而，在大學期間，戴元本的學習內(nèi)容和學習時間都十分有限。原因在于：其一，當時雖然有魏榮爵和徐躬耦兩位老師歸國任教，但是授課老師仍然極為緊缺；其二，解放后政治學習、政治運動頻繁，并且提倡精簡學時，戴元本在大四時曾被派去參加政治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戴元本難以系統(tǒng)地聽課學習，但他還是盡可能地利用一切空閑時間鉆到系圖書館閱讀書籍，認真研究那些自己沒有學過的、老師沒有教過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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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戴元本以優(yōu)異的成績從南京大學畢業(yè)，被分配至南京工學院。雖然對于立志潛心研究物理學的戴元本而言，當時的南京工學院并非最理想的去處，但是他不僅出色完成了忙碌繁重的教學工作，而且始終沒有放棄繼續(xù)從事科學研究的希望，利用工作間隙大量閱讀英文及俄文的物理學著作。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戴元本感到備受鼓舞。他利用假期時間完成了一篇核子散射重正化效應(yīng)的論文并向《物理學報》投稿，受到了審稿人、我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朱洪元先生的熱情鼓勵。這件事對戴元本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堅定了他繼續(xù)從事科學研究的信念，另一方面鼓舞了他下定決心報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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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也就是恢復(fù)研究生招考的第二年，戴元本同時被中國科學院的張宗燧先生和吉林大學的吳式樞先生錄取，最終他選擇到北京跟隨張宗燧先生在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所學習深造。張宗燧先生一生中門下弟子并不多。第一位學生是后來的“兩彈一星”功勛獎?wù)芦@得者、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于敏，第二位學生就是戴元本，此后在1963年又招入侯伯宇和朱重遠兩位學生。張宗燧先生慧眼識英才，為中國近代物理的發(fā)展培養(yǎng)出四位優(yōu)秀的物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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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元先生于1957年在北京大學開設(shè)量子場論課程，課程結(jié)束后學生普遍反映很好，遂決定第二年在當時校址在青島的山東大學開辦“基本粒子與原子核理論暑期講習班”。此時的戴元本雖然剛剛考上研究生，但是他對量子場論的研究已比其他研究生高出許多，因而在此次講習班上也作為助教講授了量子力學中的碰撞理論。此后，戴元本根據(jù)講習班的講稿幫助當時已遠赴莫斯科的朱洪元完成了《量子場論》一書的整理與校對。在北京大學的課程與青島的暑期講習班，是粒子理論在全國范圍中的第一次普及，造就了一代粒子物理學家，其影響十分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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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高能物理理論研究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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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朱洪元、北京大學的胡寧以及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的張宗燧在國內(nèi)形成了高能物理理論的研究團隊。三位先生雖學術(shù)風格各異卻合作良好，戴元本在如此融洽的學術(shù)氛圍中快速成長，與他人合作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但是上世紀60年代前后，我國高能物理理論研究隊伍并不穩(wěn)定，有些人被派去參與國防軍工研究，有些人去蘇聯(lián)的杜布納研究所工作，戴元本卻一直在數(shù)學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理論研究。戴元本后來回憶時曾說，“那幾年我在工作上比較孤單”。雖然孤單，但也使戴元本具備了更強的獨立工作能力，不人云亦云，敢于攻克難關(guān)、挑戰(zhàn)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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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戴元本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是關(guān)于輕子的反常磁矩研究，1961年戴元本在《物理學報》發(fā)表《弱作用對輕子電磁性質(zhì)的影響》，研究了中間玻色子模型中弱作用對輕子反常磁矩的輻射修正。當時這項工作雖然是國際上最前沿的研究內(nèi)容，但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如今這項研究已經(jīng)成為精細探測弱作用理論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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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關(guān)于色散關(guān)系應(yīng)用方面的雷杰（Regge）極點研究。這是當時國際上高能物理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在1963年至1965年間，戴元本對雷杰極點問題發(fā)表了七八篇論文，得出了在高奇異位勢下由于雷杰極點的分布不同而導(dǎo)致散射振幅高能漸近行為不同的結(jié)論。在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上，戴元本作為我國高能物理理論學家就此問題作了報告，得到了國際與會專家的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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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關(guān)于層子模型的研究。1965年9月，在錢三強的組織下，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理論組、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室基本粒子理論組、數(shù)學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室與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四家單位組成“北京基本粒子理論組”，定期開展對強子結(jié)構(gòu)的討論交流。此時的戴元本剛剛結(jié)束為期一年的“四清”運動，是最早參與討論的人員之一。在層子模型的研究過程中，他獨立地運用塔姆-唐可夫（Tamm-Dancoff）方法進行計算，得到了一些顯示強子結(jié)構(gòu)的計算結(jié)果。但是為了想讓層子模型在理論上更加完善，基本粒子理論組并不主張把前期研究成果發(fā)表出來。此后，戴元本還敏銳地注意到了曼德爾斯塔姆處理相對論協(xié)變的束縛態(tài)計算方法，并將此法予以推廣，解決了當時困擾著大家的難題。在此基礎(chǔ)上，戴元本帶領(lǐng)數(shù)學研究所的同事們與北京大學深入合作，改進了層子模型的理論基礎(chǔ)，為建立從場論出發(fā)的協(xié)變的系統(tǒng)的計算方法作出了重要貢獻。戴元本提出的這個計算方法也成為了北京大學和數(shù)學研究所密切合作發(fā)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66年第二期）上的十多篇論文的計算基礎(chǔ)。1982年，由于在“層子模型”研究中的重要貢獻，戴元本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另外三位獲獎人分別是朱洪元、胡寧和何祚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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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我國規(guī)范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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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間，理論研究工作幾乎完全中斷。稍顯幸運的是，1970年夏，戴元本受邀加入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領(lǐng)導(dǎo)的相對論批判組。這個批判組很快改組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第十三室，戴元本在其中逐步恢復(fù)對理論物理學的研究。戴元本很早就意識到規(guī)范場論的重要性，而當時國內(nèi)高能理論物理界許多人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因此，戴元本一方面在十三室組織大家學習規(guī)范場論，一方面深入鉆研、獨自摸索，一點一滴將規(guī)范場論學深學透。他還曾在物理研究所組織了國內(nèi)第一次弱電統(tǒng)一規(guī)范理論的系統(tǒng)講座, 親自講規(guī)范場的量子化及重整化理論。后來，他的學術(shù)專著《相互作用的規(guī)范理論》于1987年出版，對于推動國內(nèi)的規(guī)范理論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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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4年至1975年間，戴元本開始對非阿貝爾群規(guī)范場論中費米子的電磁形狀因子高能漸近行為開展研究。他之所以研究這一問題，是因為他意識到研究強子的電磁形狀因子對于了解強子中粒子間的強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義。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與其他研究者一起攻堅克難，提供獨立思路，采取多種辦法，完成復(fù)雜計算。他就此問題發(fā)表多篇論文，是這方面最早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者之一。當時有國外研究者得出了與他相異的計算結(jié)果，但經(jīng)過比較驗證后，戴元本的計算被證明是正確的，因而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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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戴元本前往日本東京參加第十九屆國際高能物理大會，這是他第一次出國參加學術(shù)會議。1980年春天，經(jīng)由李政道協(xié)調(diào)聯(lián)絡(luò)，戴元本一行五人赴美進行學術(shù)訪問，參觀了美國的理論物理研究所，比如位于圣芭芭拉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以及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物理研究所等。同年11月份，戴元本再次赴美，但此次他只身一人，前往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做訪問學者，為期半年。在那里，他一邊學習研究，一邊為奧斯汀分校的學生開設(shè)了一個學期的量子場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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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之后，戴元本在手征對稱性動力學自發(fā)破缺的計算方法、含有一個重夸克的重強子束縛態(tài)波函數(shù)、量子色動力學求和規(guī)則、中微子振蕩中的CP/T 破壞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工作。戴元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國內(nèi)外同行的廣泛關(guān)注, 產(chǎn)生了重要的國內(nèi)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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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治學，教書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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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一生努力勤奮，從未懈怠。在南京工學院近六年的時間中，雖然教學任務(wù)繁重，但他仍然充分利用業(yè)余時間追逐科學前沿；到了中國科學院后，他更加刻苦努力，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晨1點，每周只有周日白天可以休息，而到了周日晚上依然照常工作。即使戴元本已到了耄耋之年，但他依然堅持科研學習、堅持研讀論文，在七十歲之后還撰寫發(fā)表了三十余篇學術(shù)論文，甚至在八十歲時還在世界一流的期刊發(fā)表專業(y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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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一生胸懷寬廣，風度儒雅。1978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科院恢復(fù)招錄研究生，戴元本的學術(shù)成就和人格魅力吸引了許多考生，當年他一共錄取了7人。他始終為他的學生們著想，希望他們能夠到國外學習以便更快地進入國際科研前沿，所以他抓住每一個機會推薦他的學生去國外深造。后來這些學生每次回國都要去拜訪他，都要感謝戴元本的開明大度，都要感謝戴元本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更好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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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一生寧靜謙和、 公平公正。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認為戴元本為人和藹熱心、生活樸素簡潔、工作精益求精、為人光明磊落。即便擔任領(lǐng)導(dǎo)崗位、被任命為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當選學部委員之后，戴元本也仍然處事公平公正，不為關(guān)系親疏而左右決策，不為善說情而實無能者寫下只言片語的贊譽。與此同時，在中科院理論物理所里，戴元本幾乎不會落下任何一次的重要學術(shù)活動，甚至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討論會他也按時參加，大多時候他都是默默地坐在那里，默默地鼓勵年輕人，默默地關(guān)心和支持我國理論物理學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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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的學生對他作出如此的評價：“一個人的成就，在于日積月累；一個人的成功，在于堅韌不拔。戴先生淡泊名利的胸懷，樂觀曠達的性格，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對科學的執(zhí)著的追求精神值得我們一輩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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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有云：“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币苍S，這兩句詩是對戴元本一生勤勉治學、一生教書育人的最好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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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求是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