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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丘腦合成并釋放激素作用于腦垂體，這早已是中學生物教科書中的基礎內容。但在科學家真正從下丘腦中提取并合成出肽類激素之前，下丘腦控制垂體功能的神經內分泌假說一直是一個叛經離道的理論。改變這個看法的人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即法裔美籍神經生理學家羅歇·吉耶曼和他強大的競爭對手安德魯·沙利。2024年2月，剛過百歲生日的吉耶曼去世了，從小鎮(zhèn)醫(yī)生到諾獎得主，他的科學生涯盡是傳奇。

撰文 | 郭曉強（河北體育學院）

法裔美籍神經生理學家羅歇·吉耶曼（Roger Guillemin）發(fā)現了幾種下丘腦釋放激素，從而證明下丘腦控制垂體功能的神經內分泌假說，借此榮獲諾貝爾獎；此外還發(fā)現參與疼痛感知的內啡肽，用于治療眼病和糖尿病失明的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科研人生充滿傳奇色彩。

羅歇·吉耶曼（Roger Guillemin，1924.1.11—2024.2.21）

01?早期經歷

1924年1月11日，吉耶曼出生于法國勃艮第的首府第戎小鎮(zhèn)一個富余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名機床制造商，收入較為穩(wěn)定。盡管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但卻非常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吉耶曼兒時對科學就充滿較大興趣，喜歡收集植物標本并能分辨出數百種植物，利用顯微鏡對青蛙進行觀察和解剖，動手制作收音機等簡易設備。吉耶曼在第戎當地公立學校完成初等教育，后于1942年從勃艮第大學畢業(yè)并獲得普通教育和理學兩個學位。畢業(yè)后的吉耶曼面臨重要選擇，一方面是他對醫(yī)學感興趣，準備進入醫(yī)學院；另一方面是喜歡動手，又想去工程學校。他最終選擇第戎醫(yī)學院，因為醫(yī)學也需要較強的動手能力。遺憾的是，吉耶曼的這個想法并未完全實現，當時醫(yī)學院的實驗設施較為簡陋，除大體解剖學（僅觀察人體外部結構）外，基本沒有太多儀器，因此無法施展他這方面的才華。幸運的是，吉耶曼遇到兩位講授內分泌學的臨床醫(yī)學老師，所學的相關知識為其將來從事科研打下初步基礎。

1940年，德國攻陷法國，第戎亦被占領。吉耶曼學業(yè)暫時中斷，他隨后加入反抗德國的地下組織。在校期間，吉耶曼曾在母親建議下選學了德語，這在二戰(zhàn)期間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吉耶曼正是憑借熟練流利并帶點地方口音的德語，多次在德軍盤查和搜尋過程中“蒙混過關”，最終化險為夷。他曾幫助法國難民和盟軍飛行員順利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瑞士。由于這些卓越貢獻，吉耶曼于1973年獲得法國勛章。

02?貴人相助

1947年，吉耶曼從醫(yī)學院畢業(yè)后來到第戎北部小鎮(zhèn)上做了一名全科醫(yī)生。他盡心盡力為居民提供醫(yī)療服務，獲得大家的普遍贊譽（當地最受尊敬的兩個人是醫(yī)生和牧師）。吉耶曼在工作中感到開心同時也有苦悶之處：一是當時有效的治療方法極為有限，對大多疾病都無能為力，患者的無助感強化了吉耶曼改變現狀的動力；二是吉耶曼內心深處一直想做科學研究，因為他喜歡探索未知世界。按照法國當時的學歷制度，要想獲得醫(yī)學博士學位需完成一篇研究論文并通過答辯，而戰(zhàn)后的法國百廢待興，使原本就薄弱的研究體系雪上加霜，因此，吉耶曼萌生了出國的想法。

一個偶然機會，吉耶曼獲悉匈牙利裔加拿大著名內分泌學家漢斯·謝耶（Hans Selye）將到巴黎進行學術報告。他早從教科書上熟悉了謝耶的大名，而現在可有幸見到本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吉耶曼便在哥哥的資助下只身來到巴黎。

謝耶在巴黎共安排了三場報告，主要介紹壓力（如生活壓力和疾病帶來的壓力等）對身體生理機能和健康影響方面的新進展。這些內容給吉耶曼帶來巨大震撼，精美的幻燈片、極富激情的講演和淵博的知識儲備都給吉耶曼留下了深刻影響。謝耶特別提到壓力會刺激機體分泌腎上腺皮質激素，吉耶曼雖對此一知半解，但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迷人的故事，而正是這些內容為他將來的研究埋下了伏筆。在謝耶完成第二場報告后，吉耶曼急切上前進行交流，介紹自己是一名年輕的醫(yī)生，并談到準備去他實驗室做些研究以獲得醫(yī)學博士的想法。在歐洲完成教育的謝耶對吉耶曼的狀況深有體會，最終同意了吉耶曼的請求。

1948年，吉耶曼來到謝耶所在的蒙特利爾大學新成立的實驗醫(yī)學和外科研究所。在隨后一年時間中，吉耶曼將大鼠雙腎切除制造出高血壓模型，進而借助腹膜透析使大鼠存活數周，同時觀察腎上腺皮質激素對心臟的效應。1949年，吉耶曼憑借這些研究獲得里昂大學醫(yī)學博士學位。與此同時，吉耶曼真正迷上了科研，放棄了繼續(xù)行醫(yī)的想法，決定進一步攻讀理學博士。在對法國當時學術氛圍不太滿意，并且在加拿大這里工作順風順水的情況下，他決定留在實驗室繼續(xù)研究，謝耶再一次同意了這個想法。隨后四年，吉耶曼完成了麥吉爾大學和蒙特利爾大學聯合開展的一個內分泌學項目，并最終于1953年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

03?神秘下丘腦

激素（hormone）一詞來源希臘語，音譯荷爾蒙，本意是“興奮”，而興奮性（excitability）正是生命基本特征之一。身體內有多種激素，它們參與眾多最基本的生命過程，如調節(jié)新陳代謝、影響生長發(fā)育和掌控生殖過程等。激素通常由特定內分泌腺合成并釋放，如胰島素由胰腺分泌，大家比較熟悉的內分泌腺有甲狀腺、腎上腺和性腺等。大腦也存在一個內分泌腺，名為垂體。早在蓋倫時代人們就已發(fā)現垂體具有分泌功能，卻錯誤認定它是大腦向外排泄鼻涕的通道；實際上，垂體一詞古希臘語（?δ?ν）本意就是痰。隨著廣泛的研究，人們發(fā)現垂體作用非同一般，可看作“內分泌腺總指揮”，因為它控制甲狀腺、腎上腺和性腺等多個內分泌腺生長發(fā)育和功能實現。現在的問題是，垂體受誰控制？

十九世紀末研究人員發(fā)現神經纖維可從下丘腦（腦的部分結構）延伸到垂體后葉，影響垂體后葉分泌加壓素和催產素等，但沒有神經到達垂體前葉，而這部分功能更為重要。阿根廷生理學家貝爾納多·奧賽（Bernardo Houssay）發(fā)現切除垂體前葉可導致動物出現低血糖，而為這些動物注射垂體前葉提取物可升高血糖，說明垂體前葉具有調控糖代謝作用，奧賽由此分享194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一半獎金。

杰弗里·哈里斯（Geoffrey Harris，1913–1971）

吉耶曼在研究所時，所里為了開展學術交流并拓展學生知識面，每個月都會邀請世界一流生理學家進行學術講座，其中就有英國生理學家杰弗里·哈里斯（Geoffrey Harris）。哈里斯對垂體調控興趣十足，在實驗室開展了一系列實驗。他發(fā)現激活下丘腦活性或破壞下丘腦結構都可影響到垂體激素的分泌，提示下丘腦控制垂體；此外，下丘腦到垂體前葉雖缺乏神經纖維，但二者有血管相連，并且血液從下丘腦流向垂體，切斷這些血管能夠破壞下丘腦對垂體的控制。哈里斯據此提出下丘腦通過分泌激素影響垂體活性的假說，然而該假說并未獲得學術界普遍認可，在當時將作為思考器官的大腦賦予激素生成功能的想法過于激進（被認為有點“關公戰(zhàn)秦瓊”的味道，就是說毫不相關的兩個器官被莫名其妙整合到一起）。如此離經叛道的理論最大缺陷是缺乏直接證據證明下丘腦具有激素分泌功能。

下丘腦和垂體

吉耶曼在聽過哈里斯報告并了解相關知識后欣然接受了哈里斯的假說，同時敏銳意識到找到下丘腦分泌激素才是破題關鍵。由于謝耶偏向于生理學研究，更善于描述生理現象，對機制探索不太關注，因此吉耶曼決定博士畢業(yè)后離開加拿大開啟獨立研究。

04?尋找直接證據

吉耶曼最先聯系到耶魯大學生理系一位從事下丘腦研究的教授并獲教職，準備啟程之際，他相遇另一位貴人赫貝爾·霍夫（Hebbel Hoff）?；舴騽偙蝗蚊鼮樨惱蔗t(yī)學院生理系主任，知人善任的他對吉耶曼非常欣賞，盡管已獲悉吉耶曼獲得耶魯大學工作，但仍力邀一起到美麗的休斯敦參觀，還為他訂購機票，試圖改變吉耶曼想法。休斯敦一行給吉耶曼留下深刻印象，寬闊的實驗空間、充足的科研經費、自由的學術氛圍和宜居的生活環(huán)境，讓他最終改變決定。不久后，他成為貝勒醫(yī)學院生理系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開啟獨立研究——探索下丘腦調控功能的機制。

吉耶曼到休斯敦后不久，他就去拜訪了查爾斯·波美拉特（Charles Pomerat）的實驗室。波美拉特正在培養(yǎng)垂體前葉細胞，它們形態(tài)正常，卻不分泌任何激素。吉耶曼意識到這可能是缺乏下丘腦刺激的緣故，因此建議與下丘腦共培養(yǎng)。波美拉特最終在培養(yǎng)基中檢測到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這是由垂體前葉分泌的激素。這一結果為哈里斯假說提供了重要證據；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建立了檢測下丘腦分泌活性的一個體外系統，使操作大大簡化。

1955年夏，吉耶曼前往倫敦哈里斯實驗室進行學術交流，展示自己通過體外實驗證明下丘腦分泌功能的結果。這次交流拓展了吉耶曼的眼界，為進一步實驗設計提供更為理想的科研思路，更令他堅信哈里斯假說的正確性，以致后來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義無反顧堅持下去，沒有質疑自己當初的選擇而放棄。

吉耶曼為加快研究而決定招兵買馬，在醫(yī)學院舉辦的一次下丘腦功能研討會上成功吸引到年輕的生物化學家沃爾特·赫恩（Walter Hearn）加入。他們經討論達成一致，證明下丘腦分泌功能應采取最直接方式，那就是分離出激素，但他們在這方面都缺乏經驗。幸運的是，機會再次出現，他們得到了文森特·迪維尼奧（Vincent du Vigneaud）的幫助。

文森特·迪維尼奧（Vincent du Vigneaud, 1901—1978）

迪維尼奧是一位著名生物化學家，因垂體后葉激素加壓素和催產素結構的鑒定獲得1955年諾貝爾化學獎。他被邀請到各地演講，其中也包括休斯頓，吉耶曼也借此結識迪維尼奧并邀請到家做客。吉耶曼向迪維尼奧介紹了自己在下丘腦研究方面的思路，并詢問其采取何種分離系統最佳，因為當時先后出現紙層析、柱層析等諸多分離方法。迪維尼奧結合自己的研究經驗給出建議：首先不是去選擇何種先進分離方法，而是考慮從動物身上獲取足夠量的實驗材料；這是繞不過的坎兒，比如研究加壓素和催產素首先需獲得牛的垂體。

受此建議，吉耶曼決定首先解決取材問題。由于對下丘腦激活作用的本質尚不清楚，要想證明體內結果，需要收集大量的下丘腦。最初他選擇牛作為供體，遺憾的是取材過于困難而放棄。經多次比較，他最終發(fā)現獲取羊下丘腦操作簡便，適宜作為材料。就在準備大干一場之際，新的問題又出現了：赫恩加入愛荷華州立大學，他的離開為進一步研究帶來巨大困難。吉耶曼為此不得不刊登招聘信息期待新人加入。不久，吉耶曼收到安德魯·沙利（Andrew Schally）的一封求職信，這才出現轉機。

05?合作競爭

安德魯·沙利（Andrew Schally，1926—）

沙利出生于波蘭威爾諾（今立陶宛維爾紐斯）一個軍人家庭，二戰(zhàn)后來到英國學習，由于熱愛醫(yī)學，他在畢業(yè)后加入了英國國立醫(yī)學研究所，在這里接觸到許多著名科學家（部分后來獲得諾貝爾獎）。這段經歷使他掌握許多新興技術，并且像吉耶曼一樣，對學術研究的興趣日漸加深。

1952年5月，沙利來到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跟隨扎弗蘭（Murray Saffran）研究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從而進入內分泌領域。當時已知壓力可使垂體分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增多，沙利和扎弗蘭合作于1955年發(fā)現下丘腦可產生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CRF），通過該因子調控垂體功能。1957年5月，沙利獲得博士學位，原準備繼續(xù)在實驗室開展CRF的研究，但因扎弗蘭學術休假的緣故，他不得不另想辦法，這才在獲悉吉耶曼也在從事相關研究后發(fā)出了求職信。起初兩人的交流非常順暢，共同的目標使他們很快達成合作協議，1957年9月沙利正式加入吉耶曼實驗室，啟動CRF分離和鑒定項目。吉耶曼負責收集羊下丘腦，沙利負責CRF純化。為加快實驗進程，吉耶曼還安排沙利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學習分離技術——層析的使用方法，去烏普薩拉獲取新型層析柱填料。

1960年，吉耶曼接受巴黎法蘭西學院的工作，霍夫百般挽留。他們最終達成一項協議，就是仍為吉耶曼保留貝勒醫(yī)學院的實驗室，由沙利負責管理，并保障足夠的經費支持。吉耶曼回到法國后發(fā)現巴黎屠宰場可提供大量羊下丘腦，從而能很好地解決材料問題。吉耶曼則在巴黎和休斯敦之間穿梭，兩家實驗室齊頭并進，結果卻事與愿違。生理學實驗較為順利，為下丘腦分泌功能提供了更多證據，但CRF分離卻遲遲未獲突破，好似CRF唾手可得，但又遙不可及。

實驗不順造成內外交困。許多科學家都質疑他們的研究方向，認為下丘腦不可能具有分泌功能，這些研究毫無意義。更大問題是吉耶曼和沙利之間產生了巨大分歧，互相指責對方，造成這一結果有主客觀因素。主觀上是二人對研究項目的認知有偏差，在吉耶曼看來他是實驗室負責人，沙利是助手；但在沙利看來，他最初就有自己的想法，缺的是研究平臺，吉耶曼在這方面存在巨大優(yōu)勢，因此他們應是平等合作而非雇傭關系，然而在工作中他總是處于下風，有一定的自卑感。這也造成后續(xù)競爭中，沙利更喜歡鋒芒畢露，以期從行動上超越吉耶曼。實際上，他們的目標的確難以達成，當然這是后話——CRF是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最終完成純化。

1962年6月，位于新奧爾良的退伍軍人管理醫(yī)院準備成立一個專門研究下丘腦的實驗室，邀請沙利擔任主任。沙利離開貝勒醫(yī)學院籌建自己的研究團隊，招兵買馬成為吉耶曼的強勁競爭對手。

如果合作是一種傷害，分開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他們由合作關系演變?yōu)楦偁庩P系，反而加快了研究進程，因為他們都試圖證明實驗不順是對方的緣故。

06?砥礪前行

吉耶曼重新梳理幾年來的問題所在。事實上，盡管經歷種種挫折，吉耶曼和沙利都堅信最初的選擇沒有錯，是具體實施上存在問題。首先，他們低估了問題的難度，下丘腦分泌的激素含量極低，因此需要收集超量的實驗材料；其次，需要增加多學科交叉融合，強化蛋白質純化和合成方面的研究（大量證據已表明下丘腦產生的激素應該是蛋白性質）；最后重新選擇一種激素，結合吉耶曼實驗室的研究經驗和領域的最新進展而決定更換為促甲狀腺素釋放因子（TRF），這一選擇在于60年代出現了激素的放射免疫測定技術，可直接檢測激素含量，而不用以前通過生理活性來確定激素含量的間接法（最初選擇CRF原因之一）。經過多方面考量，吉耶曼于1963年11月從巴黎回到休斯頓成為貝勒醫(yī)學院神經內分泌學實驗室主任，全身心投入到下丘腦激素的研究之中。

在大使館的幫助下，吉耶曼把他在巴黎收集的大量羊下丘腦運回貝勒醫(yī)學院?；氐叫菟苟睾螅肿咴L了多家大型屠宰場，最終收集到50萬個羊下丘腦，然后在實驗室對50多噸新鮮冷凍組織進行處理、加工、凍干和提取，最終僅得到用于進一步分析的1毫克激素，工作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在團隊建設方面，吉耶曼又招募到化學家羅杰·伯格斯（Roger Burgus）和生理學家懷利·瓦萊（Wylie Vale）的加入。巧合的是，伯格斯是吉耶曼第一位合作者赫恩的學生，因此對吉耶曼研究內容較為熟悉，從而較快投入研究之中。

與此同時，沙利團隊也在緊鑼密鼓地開展著相似的研究。沙利選擇豬作為實驗動物，他的理由是避免和吉耶曼重復。這個選擇多少有點賭氣成分，但卻獲得意外之喜。相對于羊，雖然豬的取材不方便，但它的屠宰量大，來源更豐富，源源不斷的材料成為實驗的可靠保證。特別是因沙利的努力，他的團隊得到一家屠宰場的重大回報——對方無償捐贈一百萬頭豬的下丘腦（最終得到2.8毫克純品）。這樣，原本用于購買實驗材料的錢節(jié)省下來用于招募優(yōu)秀人員的加入，從而后來居上。

1968年底，兩個團隊在研究TRF方面一晃又近6年時間，但仍沒有一個明確結論。許多業(yè)內科學家已不耐煩，因此建議召開一次研討會，根據進展情況來判斷是否還有進一步資金支持的必要。1969年1月，研討會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會上，沙利團隊首先匯報TRF由三個氨基酸構成，隨后吉耶曼也匯報了相同結論，這個結果給與會人員提供初步信心。

吉耶曼團隊隨后根據序列合成了這個三肽，遺憾的是并沒有生物活性，伯格斯提議可能存在氨基酸修飾的緣故。在此基礎上經過改進，他們最終人工合成出具有生物活性的TRF，這些結果于同年11月12日在《法國科學院院刊》上發(fā)表，因為當時該刊出版速度快，不像《科學》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需較長時間審稿；吉耶曼尚不是美國科學院院士，沒有發(fā)表論文的快速通道。沙利團隊的論文于1969年11月6日出版，僅僅提前6天時間。

07?榮譽加身

TRF的鑒定消除了人們對下丘腦分泌功能研究的懷疑，更多研究人員加入到這個領域，而吉耶曼和沙利兩個團隊當仁不讓處于領先地位，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促黃體生成素釋放激素（LRF）。前期打下的優(yōu)良基礎大大加快了后續(xù)研究進程，不久兩個團隊先后確定LRF是一個由十個氨基酸構成的多肽（沙利領先1個月）。吉耶曼接下來想尋找下丘腦產生的生長素釋放激素，卻意外發(fā)現生長抑素（somatostatin），這是一個十四肽，可以強烈抑制垂體生長素的分泌。

一系列新激素的鑒定完成，直接證明了哈里斯假說的正確性，也闡明了下丘腦更多的功能。吉耶曼與沙利在科學界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一系列榮譽和獎項接踵而來。1974年，吉耶曼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同年與沙利分享加拿大的蓋爾德納國際獎（Gairdner International Award）；此后他還獲得拉斯克基礎醫(yī)學研究獎（1975年，與沙利分享）；帕薩諾醫(yī)學獎（Passano Award in Medical Sciences，1976年）；迪克遜醫(yī)學獎（Dickson Prize in Medicine，1977年） 。此外，吉耶曼還獲得了1976年美國科學獎章。最終，吉耶曼與沙利由于“在大腦肽激素產生方面的發(fā)現”分享197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1/2（另外1/2由耶洛夫人獲得；編者注：參見《發(fā)明激素測定方法卻放棄專利，獲諾獎后，她還要成為世界最佳》）。

吉耶曼由于卓越的科學貢獻而被譽為“神經內分泌之父”。在這里其實有一點小小的爭議，因為哈里斯也有這個稱謂。哈里斯是理論先驅，吉耶曼是實驗大咖，都對神經內分泌的誕生發(fā)揮了重要貢獻。從科學影響力來看，吉耶曼的認可度更高（實驗上證實假說并獲得一系列科學大獎，尤其是諾貝爾獎），哈里斯則由于1970年去世而未能得到科學界的更多認可（如果1977年健在，他將是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重要競爭者）。

08?成果眾多

1970年6月，吉耶曼團隊離開貝勒醫(yī)學院，加入到新成立的索爾克研究所神經內分泌學實驗室，除繼續(xù)開展下丘腦釋放激素的研究，他也拓展了自己的研究內容。1975年，研究人員發(fā)現大腦內存在阿片類物質（如嗎啡等）活性，稱為內啡肽，但并不知道序列。在蛋白質純化和測序方面擁有強大優(yōu)勢的吉耶曼敏銳意識到該問題的重要性，因此啟動研究，最終于1976年底確定完整序列，但是將其稱為腦啡肽。此外，吉耶曼團隊還在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GF）分離和結構鑒定、抑制素和激活素活性等方面做出重要貢獻。

1989年，從索爾克研究所退休的吉耶曼轉到惠蒂爾糖尿病和內分泌學研究所繼續(xù)工作，發(fā)揮余熱。除了這些工作外，吉耶曼還擔任索爾克研究所和內分泌協會管理工作，推動學科發(fā)展。

09?美滿人生

1951年對吉耶曼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吉耶曼在內的三名謝耶實驗室人員幾乎同時莫名其妙感染上肺結核。當時肺結核仍然較為棘手，不久，其中一人身亡。吉耶曼在肺部感染的同時還伴發(fā)結核性腦膜炎，情況更為糟糕。有行醫(yī)經驗的吉耶曼深感問題的嚴重性，他在實習期間看到患結核性腦膜炎的兒童無一幸免全部死亡。幸運的是，當時鏈霉素已研制成功并投入臨床，吉耶曼立即聯系到鏈霉素生產商并及時使用到藥物，經三個月全程治療和精細護理，吉耶曼最終痊愈。因禍得福，吉耶曼住院期間與辛勤照顧他的護士呂西安娜（Lucienne Jeanne Billard）迸發(fā)出愛情火花，出院不久兩人喜結連理，后共育有6個孩子。

呂西安娜在家相夫教子，家庭其樂融融，確保吉耶曼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二人相濡與沫度過了69個春秋。2021年，年逾百歲的呂西安娜先行離開；三年后的2024年2月21日，剛度過百歲壽誕不久的吉耶曼在索爾克的家中去世。

吉耶曼是一位藝術愛好者，收藏了眾多當代美國和法國繪畫；他還是一位天賦異稟的抽象派藝術家，藝術作品曾在美國和歐洲展出，這些工作充實了業(yè)余生活，是他科學研究之外另一份熱愛的事業(yè)。

呂西安娜·吉耶曼（Lucienne Guillemin,1921—2021）

吉耶曼一生的科學貢獻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因為他闡明了下丘腦調控激素產生機制，從而為眾多疾病治療開辟了新方法，包括內分泌紊亂和心理健康問題，特別是為理解壓力和其他環(huán)境因素影響身心健康的機制提供了新思路。

吉耶曼的科研生涯完美詮釋科學競爭的重要性。在一個合作經常被強調為成功關鍵的時代，他的經歷則表明當競爭植根于對知識的共同追求時，競爭可以更好推動科學發(fā)展。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功則需要一個強大“敵人”，這里的敵人指的是競爭對手，預防你的懈怠，時刻提醒你要爭分奪秒地工作。

吉耶曼的影響力超越了他的科學發(fā)現。下丘腦釋放激素發(fā)現前后持續(xù)14年的不屈不撓的探索精神和堅忍不拔的執(zhí)著態(tài)度，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員面對困難時以嚴謹和堅定態(tài)度來攻堅克難。因此吉耶曼留下來的不僅是成就，還有靈感，展示了好奇心推動科學發(fā)展的無窮力量。

吉耶曼的人生經歷完美詮釋了他認為的科學成功三要素：足夠聰明、足夠努力和足夠運氣，運氣尤其必不可少。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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